來到 Basel，建築旅遊書介紹某大廠的總部園區，說他們的廠廈聘請了多位著名建築師設計。來之前想參加導賞團，但看網頁發覺原來他們要十位以上一起登記才成團，於是就決定只在門外、圍牆外拍拍照，看一看就算了。 到達的時候是下班時間，誰知在門外一舉機，拍不到幾張，就有剛下班的員工立即走過來阻止！ 我明白他們的業務有保安需要，但公眾在門外都可以看得到的東西，可以外泄到甚麼機密呢？自我保護到如斯地步，又何必聘請名家來設計特色建築呢？要知道，名家作品，通常都會吸引我這類建築旅客來參觀拍照。若果下定決心不要吸引眼球，要將公眾摒諸門外，不如就找一些名不經傳的設計者，建一些最普通最不起眼的廠房，肯定就不會有誰對著貴公司拍照，員工就不用這麼辛苦，下班後也要為公司去規管遊客了。
1995年中，大學的習作要製作一個立體的模型去演繹 Las Meninas 這幅畫，我最後用了破鏡反照作者這個 concept 。 那是一個甚麼樣的年頭呢？創作的東西如此有趣，用心去做就自然有好成績；那亦是自己從出生起未變過的四人家庭的最後一年，之後外婆離世，揭開了親人一個個離開的序幕；當年底，亦終於認清一個拖拉多年的牽絆應該結束的時候。一切一切的回想，就是因為在 Picasso Museum 看見他將同一幅畫不斷再創作，就像我將這些記憶不斷再重播之後，實在不知道這些回憶，跟事實有沒有出入了。
Guell Park 從一項失敗的住宅項目變成公園；Palau Nacional 從世博場館變成美術館；Caixa Forum 從供電站變成文藝場地，當中又有一個將古畫與衍變出來的攝影作品作對比的展覽。 今天遊覽的地方似乎在告訴我，偏離原有的計劃似乎是常態，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卻反而是小數。
六小時得長途火車後，終於到達 Barcelona ，這個城市的外圍有點破落的感覺，餐廳還在懷緬 21 年前 1992 奧運會的風光。 整天的行程都是 Gaudi ，除了讚嘆他驚世的設計才華之外，我總是不明白的，就是他如何令他的客戶花金錢去給他自由發揮，實踐他的理念。 一百年後的今天，我工作的行頭，客戶都總是計算到最後一分一毫，要求客戶用無限財力去建構聖家教堂和 Casa Batllo 這種手工傑作，於我，就好像天方夜譚一樣。
星期天下午的 Bilbao，廣場內有老人、父母、小孩看著郵票、錢幣和球星閃卡；小公園內有年輕父親教導兒子踢足球；黃昏有一家大小在河邊走廊漫步，聽著街頭賣藝者的演奏。快樂的生活其實可以很簡單，一個悠閒的 Family Day 就夠了。
來到世界上第一條「運渡橋」Puente Colgante ，是各地同類型橋樑的先軀。此橋建於 1893 年，設計者 Alberto Palacio 是巴黎鐵塔設計者 Eifel 的學生。在 2006 年，它被列入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。 先嘗試的是隨行人和車輛在接近水面的吊車平台上過河，然後在對岸乘搭十多年前加建的電梯和頂端步行道慢慢地走回去。 幸好我只是遊客，需要返回起點，如果我的目的只是要過對岸，在兩種過橋方法間，又應該如何選擇呢？ 吊車過河快，便宜，是大部份人的選擇。頂端則可以自由地駐足，可以望得更遠，但價錢卻是吊車的幾倍。可能我有點間歇性選擇困難症，要在兩條路中選一，總是很不容易。
在 Bilbao Guggenheim Museum 的出口處，介紹了從史前至今的各段建築時代，每段都有一所代表建築。當中有我已經參觀過的羅馬鬥獸場、芝加哥的 Robie House 、巴黎鐵塔等；而今次旅程將會前往的，亦有 Le Corbusier 的 Ronchamp、Gaudi 的 Casa Mila 和 Mies van der Rohe 的 Barcelona Pavillion 等等。 1990 年代的解構主義 (Deconstructivism) ，以顛覆二十世紀大部份時間盛行的結構主義為本。而代表建築，當然是身處這座 Frank Gehry 的要作。 上大學時正正就是九十年代，解構主義如日方中，但我一直都對其立論都不甚認同。當年我最崇拜的當代建築師，卻是西班牙本地的 Santiago Calatrava ，他的作品中的結構絕無扭曲瓦解，而是將結構本身的美感呈現出來。當然，這些年來我參與過的項目都是商業化的東西，根本沒有甚麼空間去實踐我曾經十分認同的建築理論。 但是，就算 Calatrava 在 Bilbao 這裡設計了機場和一座與 Guggenheim 相對的白橋，帶動這座城市前進的，卻是極盡扭曲的 Guggenheim Museum 。向來一板一眼的我，是否也應該傚法一下呢？
Schirn Kunsthalle 藝術館搜尋了十四位藝術家晚年風格轉型的作品，舉行了一個名為 Last Works 的專題展。因為老病而令身體或心力有所局限，反而成了創作生涯晚期風格轉變的契機，令他們晚年再添一批跟前作又強烈對比的作品。 相反，同場展出八十歲小野洋子的個人展覽，從六十年代至今，她都貫徹出格前衛的路線，令人嘩然。不知是否她的晚期還未到臨，還是她將一直如此，不會轉變呢？ 兩種人生，兩種不同的創作生涯，又形成了另一種對比。 法蘭克福作為歐羅之鄉，我完全沒為意這裡有水準這麼高的藝術館，若不是今天參觀法蘭克福大教堂時路經，我就難免錯過這兩個精彩的展覽了！難道，這個偶遇，又在告訴我一些甚麼？
造夢也想不到一到法蘭克福就收到一封信看得我呆了的電郵。 對於這義務工作的團體的事，我勞心勞力了好幾年，已經很倦了。既然你可以在例會中向聲大夾惡的某君處處退讓，又何必寫一封這樣的電郵，向高高興興去旅行的我淋冷水呢？是想我看後無名火起，越洋做醜人去跟某君吵嗎？如果不是，除了掃我的興之外，我根本想不到有甚麼其他作用了。 這幾年，花了那麼多時間幫團體渡過一個又一個的難關，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。究竟我還有甚麼要撐下去的理由呢？我呆站在寒風中的十字路口，思前想後，脫下保暖手套，冒著冰冷用 iPhone 打了一封以 considering giving up 作結的電郵，打到送出時，我的手指都凍僵了。 零度低溫中站在十字路口，不就是不知何去何從的寫照嗎？
在飛行往中途站新加坡的航程中，鄰座的乘客帶著孿生的兩個三、四歲孩子，他們人手一部 iPad ，有時自己用手指畫圖畫，有時父母陪他們玩認字或其他遊戲，樂在其中，完全沒有吵鬧。 看見他們，令我想起自己腦中最久遠的記憶，就是在兩、三歲時父親到新加坡公幹，與母親和第一次乘搭飛機的我同行。途中空姐給了我一盒臘筆和畫紙，我就在那掛在前座椅背的桌面上塗起鴉來。而那次旅程的一些場景，到今天我還記得很清晰。 聽過有人說帶同三幾歲的孩子去旅行，他們長大後也不會記得，沒甚麼「用」，那們可是大錯特錯了。幸好我的父母並不是這樣想，否則，我的初始記憶就不會如此美好亮麗了。
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vr8jKW9I9yQ 又要飛了，今次的行程前所未有地長，希望此行一切順利，途中再談吧！
我記得十多歲時，曾經為自己界定「老」的定義：有一天覺得流行曲礙耳而聽不進去時，就是「老」了。所以無論坊間對廣東歌的評價如何不堪，我都還堅持聽。
